十年以後，二十年以後，當我們回頭來看2020的這場人畜共通病毒（zoonotic virus）大流行，我們會留下什麼樣的證言？未來的人們，會不會像現在的我們一樣，讀著卡繆的《鼠疫》，現在的我們，是否比卡繆和他那個時代的人們，更懂人性，更懂生命？
《鼠疫》書中最內核的一句話，大概是李厄醫師說的：「對抗瘟疫的唯一方法就是正直誠信。」何謂正直誠信？法文小說中的用字是honnêteté。
卡繆透過書中的三個人物，來闡述「正直誠信」。
第一個人物，就是李厄醫師，他不相信英雄主義，他就是做他能做的。面對死亡，面對瘟疫，他知道自己的努力「是一場永無止境的失敗」，「但不能因為這樣就不再奮鬥。」塔盧問他：「這些都是誰教你的，醫師？」他不加思索地說：「苦難不幸(la misère)。」
李厄對「正直」的定義，來自卡繆對小時候生活的「坎坷磨難」的遭遇，他的悲憫惻隱之心，包括對人性的弱點保持悲憫，也從不覺得自己有資格對任何人做道德審判。他在乎的是體恤他人的需要，服務他人，有取有捨而不存妄想。
在李厄身上我們看到的「正直」是：以苦難為師，看到個體有責任、也有能力，透過行動去減輕他人的苦難。
第二個人物是境外來的記者藍柏(Rambert)。封城之後，千方百計想要逃離，因為他覺得自己根本不屬於這裡，加上與未婚妻分隔兩地，他的心完全被自己的痛苦所佔據，而無視於周遭的人也正在受苦。後來他意識到，自己是這座城市的一分子，他選擇留下，加入志願小組，與大家一起對抗疫病。李厄醫生告訴藍柏，選擇追求幸福沒有什麼可恥的，藍柏說：「對，但獨自一個人幸福卻可能令人羞愧。」
在藍柏身上我們看到的「正直」是：不再耽溺於個人的痛苦，開始張開眼睛，看見苦難的普遍性。誠實在於放空自己專注於(letting yourself focus on)「自己的權利和尊重他人的權利。」真正的榮耀伴隨著對他人的關注，虛假的榮耀會 反過來鼓勵自我滿足，而假裝他人的痛苦不存在或管不了。
第三個人物，就是發起疫情防控志願者先鋒隊的塔盧(Tarrou)。李厄問他為何要插手管這件事？塔盧說，「也許是道德感吧。」「哪種道德感？」「理解。」
塔盧的父親是法官，他曾經以父親的工作為榮，但有一次親臨父親審判現場，他看到被判死刑者臉上的驚恐，他的世界開始天翻地覆：「我知道了有數以千計的人死亡都是經過我間接同意，由於我認定那些導致他們喪命的行動與原則是正確的，他們的死甚至可以說是我挑起的。」塔魯把鼠疫比作奪取別人生命的行為，不僅僅是謀殺犯罪，甚至是死刑審判者、旁觀漠視者。他渴望人與人之間沒有殘殺，在目睹父親對一罪犯宣告時，他竟發現對那罪犯的同情和關注遠超越了對父親的關注和愛。
他對李厄說：「我確知每個人身上都有瘟疫，因為這世上沒有人能免疫，一個也沒有。所以我們得隨時提高警覺，不要一個不留神就往另一張臉上呼氣，把病菌傳染給別人。這裡頭唯一自然的東西是微生物。其他諸如健康、正直，或者還有純潔，這些都受到意志的影響，而且這種意志應該永遠不會停止。幾乎不傳染病菌給人的好人，就是盡可能不分心的人。要想無時無刻不分心，就需要有意志力，還要繃緊神經！」
對塔盧來說，瘟疫不是一種疾病，而是一種「惡」。健康、正直、純潔…都要靠意志力維持，一個不小心，就會沾染了瘟疫，想要痊癒不太容易。在塔盧身上我們看到的「正直」是：無時無刻地留神、注意，不輕忽自己的一言一行對他人的影響力。
李厄對塔盧式的英雄主義和聖人情操沒興趣，他關心的是怎麼當個人。
有趣的是，很多他同時代的知識分子，並不喜歡這本小說，西蒙波娃認為用卡繆用自然的瘟疫來象徵法西斯，等於是讓人們逃避了政治和歷史責任，文學批評家羅蘭·巴特也有類似的批評，認為卡繆給讀者提供了一種反歷史的道德觀。關於這一點，卡繆的回應是，世界終會戰勝歷史，「美在今天，尤其是在今天，不能為任何政黨服務。它只能在或遙遠或鄰近的日子裡為人的痛苦和自由服務。」今天的作家不應為製造歷史的人服務，而要為承受歷史的人服務。
或許對卡繆來說，他用瘟疫來象徵的，並不只是人人身上隨時可以死而復生的法西斯政權，而是人類在公共生活中的沉默怯懦、從眾逃避。比起批判政權，他更想要探討的是，人在面臨苦難時所做出的各種選擇，並彰顯呼喚人們與生俱來不可或缺的「正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