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分認同改革的再提煉 by玲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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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人文教授Mark Lilla在八月出了一本書The Once and Future Liberal: After Identity Politics (Harper)。其中有篇文章How Colleges Are Strangling Liberalism(大學怎樣勒死了自由主義)被節錄在九月發行的《高教紀事報(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中。

本身是自由主義派的Lilla,把去年美國總統大選民主黨的敗北,歸咎於美國自由主義派者的「身份認同政治」。他認為身分認同政治已削減了美國民主黨的勝選機會,美國大學教育訴諸部落本能,對身分認同深陷自我迷執(obsession with selfhood),讓他們不可能與世間連結!美國的自由主義已經淪落成一種對種族、性別與性的道德恐慌,根本扭曲了自由主義的信念、也妨礙自由主義成為一個足以統治國家的統一力量。

身分認同政治源自1960年代的一種新的社會運動,目的是挑戰左派無法認真面對種族、反同及女權議題的失能。剛開始,左派的身份認同政治將很多不同階層的人- - 黑人、女性、同性戀者- -動員起來,藉由政治機構的努力、爭取他們應有的權利。但漸漸的,它被一種利己、偏狹而排他的的「偽」政治觀劃地為牢。

到了1980年代的雷根,左翼的「身份認同政治」開始蓬勃發展,成為美國兩代自由主義政客、教授、學校老師、記者、運動積極分子和民主黨官員的「政治正確」。

Lilla說,這種「偽」政治,正是現今美國大學在培養的。最明顯的後果,是讓年輕人只看到自己,而看不到他們與大家共享的世界。他們無法用「非身份認同」的概念思考公共利益,也不知道要獲得這樣的公共利益必須務實的做些什麼,尤其是說服與他們差別很大的人一起為共同的目標努力奮鬥。

Lilla認為,美國大學生對身分認同的迷執,讓他們不可能與世間連結。不像羅斯福新政時代的自由主義派、一切改革都以整個國家的所有人民福祉為前題,現今的自由主義論者,把自己限制在民族文化的小群組裡,說好聽是濟弱扶傾。 

Lilla呼籲美國自由主義派要以國家整體利益為考量、凝聚力量,而不是小鼻子小眼睛的捍衛自己認同的身份!美國的左翼自由主義派必須藉由一個務實形態的政治、來重新發現那個所謂的「全民共同福祉。」Lilla尖銳的批評像「黑人的命是重要的」(Black Lives Matter)這類的社會活動。他說,美國人不再需要一味維護少數族群的遊行示威者;美國人需要更多照顧全體市民的市長!

Lilla的文章刊出後,不只在美國引起很多廣泛的討論與憤怒的批評,在英國也有學者反駁Lilla的論述。有些評論家堅信政治就是身分認同政治,認為他是在攻擊少數族群。

Politico Magazine的特約編輯Joshua Zeitz寫了一篇文章(Mark Lilla Is Getting Identity Politics All Wrong: Appealing to voters' tribal instincts is a time-honored American tradition. Because it works.)反擊。Zeitz曾在劍橋大學和普林斯頓大學教授美國歷史和政治。

Zeitz認為Lilla完全搞錯了「身分認同政治」。他認為訴諸於選民的部落本能是個長久以來備受推崇的美國傳統。因為那一招很管用:

早在1864年林肯要競選連任時,民主黨把選戰塑造成「為白人尊嚴而打」的戰爭,極盡能事醜化詆毀林肯的黑人背景!這招很成功的讓林肯爭取連任的美夢破碎!

白人身分認同政治曾把民主黨的杜魯門甘迺迪送進白宮、也幫共和黨的尼克森雷根贏得很多選票。共和黨在去年的總統大選也是主打此策略:川普煽動憤怒的白人選民對他們多元文化的恐懼,最後成功入主白宮。Zeitz認為身分認同政治幾乎一直是喚起白種人仇恨和特權的手段。不只是自由主義派的民主黨、連保守派的共和黨也喜歡藉此操弄選舉。

Zeitz 相信,民主黨的挫敗並不是因為身分認同政治;相反的,民主黨能獲勝的唯一武器是身分認同政治。民主黨不該拋棄利益團體(interest group)政治;他們應該要更能掌握個別團體之間彼此的不同!自由主義派有義務來說服選民,要先認同他們勞工、環境主義者、教師、父母、醫護人員或其他的身分,而不是只認同他們的宗教。他們更應該認清,白人民族主義不但復活了,且成為主流。白人利益團體政治是更令人畏懼且有害的!

英國的的《衛報(the Guardian)》也刊出文章In a society too short of common goals, identity politics are an imperfect answer (Kenan Malik)說,這種政治的爭辯,對英國也同樣重要。在英國,左派勢力也明顯衰退、社會變得更支離破碎、對身分認同政治也展開了憂心忡忡的爭辯。

Malik認為,很多批評Lilla的人看不出來,身分認同政治不但沒有幫助到那些被邊緣化或是弱勢的族群、反而把重要的社會改革弄得支離破碎。Lilla本人也沒有領悟到,他所擁護自詡為「中間自由主義派」,其實促成了令他絕望的國家分裂。Malik說,同樣的,在歐洲,關於移民和多元文化的爭論及國家主義和聯邦主義的論戰,也呈現了相同的僵局。

不像Lilla 極力推崇羅斯福的新政、認為那開啟了一種充滿自信、希望、驕傲和犧牲自我的自由主義,Malik認為那樣的自由主義其實也接納了種族隔離主義和私刑。數以百萬計的沈默美國人其實是疏離的,他們被摒除在Lilla所捍衛的「我們」之外。戰後的身分認同政治,就是源自反抗這種社會排斥的奮鬥。現在勝出的唯一方法是提出更好的主張、吸引更多人、讓他們全部團結在一起,團結在一種更普世更深刻的精神信仰,讓每個人有尊嚴有價值的活出生命意義來。

在1960年代,這種奮鬥、尤其是爭取黑權、女權和對抗反同,和更普遍的社會改革是有密切的連結的。但是隨著勞工運動的影響及激進奮鬥愈來愈衰微,更普遍的社會改革和提倡身份權益運動,漸行漸遠。那個曾經激起激進運動的普世主義也愈來愈人間蒸發了!

Malik說,對很多人而言,所謂的團結,不再是社會對政治理想追求的集體行動,而是更狹隘的族群身分認同!川普自己就是這種狹隘的團結的產物,現在歐洲反移民的民粹主義也是。

Malik認為,Lilla沒有看到,所謂的美國對市長(而不是示威者)、對務實政治(而不是社會運動)的需求,其實是一種已經發生的改變;其結果恰恰好就是Lilla本人所嗤之以鼻的身分認同政治。所以,Malik認為,問題不在於示威者;問題在於示威者和市長、行動主義者和政客們,是在一個不再廣大的社會改革願景下運作。Malik相信,美國人現在所面臨的挑戰,是要如何去恢復一種更寬闊政治根基的團結感、而不是狹隘的身分認同的團結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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