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間諜活動延伸到學生,不再聚焦於退休高官」。這是台灣政治大學攻讀亞太研究博士的Aaron Jensen,在《The Diplomat》上投書的副標題,標題是「中國擴張對台情蒐(China Expands Its Spying Against Taiwan)」。
中國對台的滲透,一直是台灣嚴重的國安問題,自從2002年以來,被調查出來的60件,其實只是冰山一角,然而,三月十日,中國籍男子周泓旭,遭台北地檢署以違反《國家安全法》聲請羈押,卻是第一起中國學生涉入情蒐的案件。
2009年,周在22歲時第一次以交換學生的身分,在淡大就讀,2012年25歲,進入政大企管所,2016年29歲畢業後離開台灣,隨即又以經商名義回來,因為跟一位他在就學期間認識的外交部年輕官員打探公務,來台後還邀這名官員赴日,該名官員心生警戒,於是向上級通報。
根據地檢署,周接收了國台辦的指示進入政大就讀,因為,政大是未來政府官員的搖籃,也是台灣唯一有外交系所的學校,超過一百位台灣外交官,都是從這裡畢業的,另外,還有為軍方和政務官所設置的國家安全與大陸研究碩士在職專班。
透過這些中國學生在台灣校園的吸收活動,中共希望能夠在台灣的政府、軍方、情報單位,提早種下共諜的種子。類似手法,中國也有拿來對付在中國讀書的美國學生,例如,2004年就爆發了美國學生Glenn Duffy Shriver(22歲)被中國政府吸收從事間諜工作的案件。他收了中國國安部的秘密贊助,去報考美國外交人員考試,兩次都沒有成功,25歲時應徵CIA,返美面試時被逮捕,遭判處4年徒刑。雖然,他還沒有進入任何國家機構,也沒有提供任何敏感資訊。
Jensen指出周的案件有兩項指標意義,第一,過去比較聚焦於吸收在職或退休軍官的模式,現在開始往下紮根,提早吸收剛進入仕途的年輕官員。二,2015年以前,中共比較倚賴在中國工作、或是在中國有商業利益的台灣人,進行情蒐,但現在有越來越多是利用中國的一般平民或特務,直接在台灣內部從事情蒐。
直接在台灣內部活動,最有名的案例,就是2015年被捕的中共解放軍上尉鎮小江,他在2005年取得香港身分,定期用旅遊簽證入境,吸收多名台灣現、退役軍官,取得國安、軍事等機密。這兩個案例都指出,中國對台情報工作越來越大膽,而且必然持續增加。
Jensen評論,雖然中國對台灣的情蒐活動如此來勢洶洶,但台灣社會的反應都很溫和,例如,台北市長柯文哲就對周泓旭案輕描淡寫,還不忘對CIA開槍說,「其實CIA在台灣一定也有學生」。另外,Jensen也認為,台灣政府對這些人的判刑之輕,令人感到很意外,例如,前陸軍少將許乃權協助鎮小江成立間諜網,居然只判刑2年10個月。
他呼籲台灣應該要更積極面對這個問題,保護自己。然而,不論是台灣政府或軍方,看來都準備不足。根據台灣安全單位的消息指出,台灣公務員對於保密防諜的警覺性非常低,也缺乏國安系統的基本知識。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所主任丁樹範指出,國軍反情報人員配置不足,也必須加強國安意識、精進反情報工作。
反情報工作似乎因「兩岸一家親」被台灣國安單位忽略很久了。2010年,法務部調查局國家安全維護處第二科調查專員沈明生(58歲),為偷懶減輕工作負擔或因沒有敵情意識,竟竊取直屬長官電腦密碼,將113筆中國人在台活動監控資料刪除。幸好資料有救回,不影響調查局任務。
美國學生Shriver的例子,突顯出國安單位需要加強學生們對間諜活動的意識。FBI逮捕Shriver以後,拍了一部影片,重演他當時是如何被一步步吸收的,有助於提高美國學生的警覺。
我先看了前導短片,Shriver穿著囚衣,親自分享當時的經驗,他說主要的原因是錢,是貪婪,上海的花費很兇,而對方又很友善地提供大把鈔票給他,一旦掉進去了,「水龍頭就很難關上(It’s a hard tap to turn off.)」。之後,又看了28分鐘完整版的影片,「莫遭利用:對海外留學生的警告(Don't Be a Pawn:A Warning to Students Abroad)」)。
一開始,他是看到一則徵人廣告,找人以120美元的報酬寫1篇關於中美關係的文章。面試者Amanda說,中國希望跟美國成為更好的經貿合作夥伴,但是,美國人不夠瞭解中國,所以,需要像他這樣有中國經驗的人,多寫些文章,增進美國人對中國的認識。之後,他也的確寫了幾篇文章,並受到豐厚的報酬。
接著,Amanda引介他認識主管唐先生,他們在豪華的飯店見面,唐先生馬上對他讚譽有加,灌迷湯,並說,要提供他獎學金,只是,希望他保密,不要告訴別人,免得又太多人來跟他們申請。就這樣,他上鉤了,有錢可以花,又不用特別做什麼事情。接著,說他很適合當外交人才,鼓勵他去報考外交人員,他考了兩次沒有考上。接著,他們又引介他認識一個更大咖的政府官員吳先生,提議他去考CIA。
經過一番掙扎,他後來回電答應了,並要求4萬美金(前兩年已拿過3萬美金)。就這樣,他回到家鄉,大把鈔票拿去給父親(讓父親付清房貸),並騙說他在中國開了英語學校,大獲成功。從父親和哥哥的眼神中,他彷彿得到一種被欣賞的虛榮。
去CIA面試,他原本認為自己信心滿滿,然而,在測謊過程中,他突然測不下去了,休息之後,跟主考官說他要放棄,並匆忙離去,整個人陷入恐慌。其實,CIA早已經注意他了,就在他搭上飛機起飛前,把他逮捕。
雖然他為自己辯解說,他又沒有真的洩漏什麼情報,即使真的進入CIA,也不一定會真的配合對方,但CIA探員回應他說:你可能是一個聰明的學生,但你完全不知道你進入了什麼樣的局。你以為他們會讓你說不嗎?你不知道每次跟你見面,他們都有完整的紀錄嗎?到時候他們用這些證據來恐嚇你,你又能如何?你只是一個小卒子,像你這樣的學生,有很多。
Shriver說,出獄後,他永遠不能夠為美國政府工作,也因為背負著重刑罪的紀錄,大公司也不太可能會錄用他,叛國者,也將是他一生都要努力洗刷的汙名。
24歲的我,在想什麼,做什麼?如果有人跟我說,我很優秀,要無條件資助我,並且為了減少麻煩不要告訴別人,要保密,我會相信嗎?如果,我相信跟他們合作,會給我一個更大的舞台,更好的發展,更優渥的待遇,我會選擇性地看見什麼,不看見什麼呢?24歲的我,很可能會告訴自己,我是在幫助海峽兩岸更長遠的和平,而且,反正我們都是「同文同種的中國人」?
在一個年輕人看不到未來,沒有發展前景的地方,每一個人,幾乎都是暴露在曠野中的標靶。真正要解決中共滲透的問題,我們必須一而再、再而三地問自己,生命中有什麼是不能失去、一旦失去了、我就不再認得自己了?這個不能失去的東西,要比物質享受、權力、名聲,都還要重要千百萬倍,我們才有可能在被鎖定為標靶的那個當下,毅然決然地轉身離去,不對號入座。然而,我們的成長過程中,是否有機會去問這個問題呢?
年輕時候,我好幾次險些把自己出賣了(雖然後來運氣都很好,沒有鑄成終身懊悔的大錯),但回想起來,當時的自己,真的缺乏生命座標,也沒有一套方法來判斷,什麼事情該做什麼事情不該做,雖然學校教了一大堆禮義廉恥四維八德,但我知道,現實社會遵守的,根本是另一套崇拜權、錢、外表、關係的遊戲規則啊,所以,我感覺錯亂,感覺困惑,只能跟著感覺走,跟著衝動走,想辦法追逐快樂,減少痛苦。
如果活著只為了權、錢,或者為了「統一大夢」,應徵間諜的確是很大的誘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