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獨裁者偏愛儒家? by洪子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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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封建帝王與當代獨裁者,不論右派蔣介石、朴正熙或左派金日成、習近平,皆如此癡迷儒家?為何當代中國知識份子,不論自由派胡適或社會主義陳獨秀,卻齊聲批判它?比起馬克思,儒家更影響了習近平的國家意識形態。它如何形塑天朝秩序?又如何指引中共的全球戰略野心?

儒家理想與現實

儒家長期受封建帝王喜愛,即便蒙古、滿洲君主消滅中原政權它仍屹立不搖。千年來在不同政治環境發展出先秦儒家、朝鮮理學、江戶朱子學、新儒家等眾多版本。其主要優點在強調修養個人道德以符合社會角色:要求統治階級道德自律,可避免殘酷與腐敗統治。強調多重和諧(內心、人際、人與自然)可減少衝突與戰爭。要求百姓培養道德、不行偷盜則可降低治理成本。相較殘酷統治,儒家的「仁」似乎是理想政治典範。

但現實總有差距。一方面,藉修身以成聖(道德無瑕不會犯錯者)雖富宗教理想卻陳義過高、不切實際。宋明理學「存天理滅人欲」更違人性,當統治者做不到就只好造假。故《莊子》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另一方面,光訴諸道德自律無法約束行為,嚴刑峻法與群體壓力就成實際手段。故外儒內法乃空泛道德教條下的必然:道德標準越高,違反時的刑罰就越殘酷。而社會成員彼此監視的道德壓力,更被魯迅批評為禮教吃人。造假與彼此監視,反成儒家實際遺產。陳獨秀批判儒家之荒謬與壓迫,非空穴來風。

天朝秩序與合法戰爭

儒家「華夷之辨」 決定天下格局並界定我群與他者的邊界(中央皇權、內臣、外藩、朝貢國、四夷)。願接受中央文明的蠻族,可變成「自己人」並使帝國擴張。反之,討伐外蠻並將之同化(assimilation)就成了皇帝績效考核。相較於尊重差異,帝國更重視世界大同,維持我群內的影響力成為重點。2018年美國國防部長以明朝貢體系比擬中國外交或不精準,但此天朝秩序卻是上海合作組織成立背後的思考,輸出意識形態與價值觀更是千年來的慣習。

然而,光強調道德文明不足以安天下,還須有殺掉失德者的權力。儒家強調仁,但也支持復讎與戰爭。《春秋公羊》主張對嚴重的不義不應漠視(如報殺親血債)。《大學》認為皇帝有義務以武力維護世界和平,保護藩國或討伐失德君主。但何謂失德卻常由侵略國單方認定。1979年越南進攻親中的柬埔寨,正訪美的鄧小平告訴卡特:「小朋友不乖該打屁股了」。類似懲越戰爭的報復性遠征並不罕見,但中國是少數具軍事實力且有儒家思想來合理化者。此外,《孟子》也鼓勵百姓發動戰爭消滅殘暴君主。有學者認為,儒家應為兩千年來的戰亂循環至少承擔部分責任。

箝制科學發展

歷朝皇帝提倡下,儒家壟斷了中國知識來源。隋帝國興起的科舉制度原設計是以考試擇優選拔官員,取代貴族世襲。表面看似理想,惟考試科目侷限儒家經典,而非實際治理知識(財稅、治水、農業等科學)使篩選到的不是優秀技術官僚,反是最附和皇帝意識形態者。讓培養人才淪為思想控制,限制了科學、哲學等多元知識發展。蔡元培認為,科舉將知識份子吸引到儒家的獨木橋上,比罷黜百家更能箝制思想。五四運動後的自由派、左派與保守派知青三分天下,但僅保守派捍衛傳統價值並於1921年後發展出「新儒家」。

冷戰復興下的反民主

蔣介石敗退來台後為鞏固其合法道統,恢復中樞祭孔重現皇權大典。六〇年代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將古文經典重列公務員考科。教育部要求12歲學生背誦文化基本教材,恢復1912年被教育總長蔡元培廢除的讀經科。同時慷納稅人之慨贊助海內外儒學(金援香港新亞書院、孔孟學會無償使用國有財產、大學量產儒學碩博士等)。冷戰期間,韓國軍事強人朴正熙面對勞工運動,也強調儒家忠孝和服從權威。北韓金日成與金正日父子推動朝鮮理學以鞏固統治。新加坡李光耀家族抵擋西式民主價值,被稱為儒家軟式極權(Confucian Soft Authoritarianism)。而台灣新儒家顛峰的七〇年代,更是人權的黑暗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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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保守走向極端倫理觀

雖與民主、科學無緣,但儒家「倫理」卻更孱弱。人類約一半女性,但儒家性別歧視與多元包容依舊衝突。《禮記郊特牲》要女性終身服從男性、《禮記內則》不准女性有私人財產、《禮記禮運大同篇》刻板社會角色更已落伍。2015年新儒家蔣慶〈只有儒家能安頓女性〉強調男女有不同自然與社會屬性,故「做好女兒、好母親、好妻子是女性自然屬性與家庭屬性的必然要求」。顯然不論古今,儒家大同世界與平等多元社會仍矛盾。

對比人間佛教釋昭慧積極倡議同婚合法化,顯見這非東西文化差異。2015年社會學研究發現,對同性、離婚反感度在東西方不明顯(如菲律賓VS.澳洲)但同為亞洲的儒家/非儒社會(韓國VS.泰國)則差異顯著。儒家影響越大,則包容度越低。

習近平掌權後加強中華文化復興和價值出口戰略,中國新儒家蔣慶、陳明、康曉光、余東海、秋風也於2016年在新加坡出版《中國必須再儒化》宣告中國要成為普世價值制定者,而非被動接受偏頗西方價值,一改五四運動後學衡社新儒家對德先生、賽先生的追求。雖然海外新儒家努力維持「改革保守派」立場,但中國新儒家在中共舉國推動下越加排他,變本加厲成為對抗普世人權的極端主義。反觀台灣民主化後,儒家漸失國家資源與影響。台灣更於2018年率亞洲之先立法保障同婚,女性國會議員比例則東亞居冠。

結語:自由競爭方有利儒家進步

儒家歷經千年封建皇權優化調教,已演化成最適應極權統治的理論。它之所以受帝王歡迎,乃因提供獨裁統治(天命與聖德)論述基礎:對內以社會和諧合理化不平等,使底層階級將注意力放在個人修身(發展德性而非批判思考)並透過考試窄門升級,對外亦能出兵懲罰失德異邦。現在,儒家比馬克思更影響中共領導人,2022年白紙運動民眾高唱共產國際歌要習近平下台,但官媒反而宣傳統治者視民如親的仁德。這種意識形態之爭與杭廷頓「文明衝突論」無涉。事實上,道家、禪宗也強調自由與平等,更適合當今民主社會。

愛之適足以害之。正如同對1960年成立的「國產」裕隆汽車長期關稅保護,反使其毫無競爭力。同一時期傾國推動的「國學」亦使儒家困於溫室近親繁殖,無法適應民主時代而有所長進。儒家人性論對現代認知科學已是神話,遑論其倫理觀與普世人權、法治精神扞格。

因此,民主台灣應清除殘餘的儒家特權與威權時期象徵,逐步廢除國家考試的古文經典、各級學校《文化基本教材》、孔廟維護與祭典預算等,以免圖利儒家而違憲,使與佛、道、基督教等思想同享平等地位,回歸市場競爭。唯有透過思想的自由競爭,儒家才能與時俱進,在未來有突變創新的可能。

作者為中研院歐美所副研究員、史丹佛大學行為科學高等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