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0 pm,準時入場,看這部高度期待、從同名遊戲改編的電影《返校》。
電影開場不久,當留著馬桶蓋髮型、白衣黑裙的女學生,和理著平頭、穿卡基色制服的男學生,在學校操場中,對著冉冉升起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唱國旗歌,進行注目禮時,我的心揪了一下,那是我們在牢籠裡的青春,大腦被拴上了厚重的鎖,渾然不覺。
從今天來看過去那段日子,看到自己的青春在北韓度過,我不禁思索,當我從未來看現在,會不會也看到什麼此刻看不見的枷鎖?
這部電影的故事設定,其實很簡單,1962年戒嚴下的台灣校園,兩位懷抱理想的老師,帶領一群學生讀禁書,後來被告密而下場悽慘。如果用平鋪直敘的方式,大概會很無聊。
這部電影,最令人驚嘆之處有兩點,第一,這是台灣史上第一個從遊戲改編的電影,創造了一種新的電影類型。因為忠實保留了遊戲元素,觀眾會感覺我就是方芮欣,我就是魏仲廷,跟著主角們一起抽絲剝繭、還原真相,經歷心境上的種種轉折。當方芮欣和魏仲廷漸漸發現到,原來是自己的作為,引發了後來的悲劇,身為觀眾的我們也逐漸意識到,就是這份負罪感,把我們全部人都困在這個可怕的夢魘中,醒不過來…我們究竟要如何重獲自由?
過去關於戒嚴時期的電影,大部分聚焦在受害者被打壓、被噤聲的苦悶,呈現出一種迷迷濛濛看不見摸不到的白色恐怖,但這部電影的另一個重大的突破,就是,把戒嚴時期黨國的血腥、暴力,赤裸裸地屍速列車出來。
憲兵到校抓人,用警棍直接毆打,套上布袋,男主角魏仲廷在刑求時被倒掛、把頭悶入水中、不能呼吸,對黨忠貞的老校工被毆打、拔牙齒,半邊臉被毀容…,在電影中,黨國的恐怖統治,甚至具象成一個戴著軍帽、提著燈籠的噁心大怪物,口中喃喃說著:「檢舉匪諜,人人有責」。
為什麼有人會說,黨國時代很美好?或許因為過去的影視作品,都對這樣的暴力,避重就輕,或許因為那樣的控制太深,國中時期,我看到訓導主任用拳頭毆打、用腳踹男同學,連這樣的暴力,在我心中,都可以被合理化為矯枉糾偏的必要手段。
我就是方芮欣,方芮欣就是我。電影的前半段,我逃避著自己的鬼魂,在老師辦公室裡面,我無法直視鏡中的自己;害怕失去所愛的痛苦,讓我把學弟的脖子剖開,從學弟汩汩流動的血紅色的愛慕中,抽出那本將成為告密證據的書,教官把手槍交到我手中,我用手槍除去了“情敵”殷老師。我在全校面前被表揚,揭露叛亂份子、對國家的貢獻,教官在我耳邊說:什麼都不記得,都當作沒發生過,就好了啊!但是,同學老師被槍決倒地的聲音,讓我沒辦法充耳不聞、轉身離去,我用充滿血腥的雙手,上吊自盡。
夢中,我跟張老師重逢了,我問老師:我害死了那麼多人,怎麼辦?老師說:你是犯錯了,但人不是你害死的,你只是被利用了。
那個當下,我知道我要做什麼了,我醒過來,拉著學弟魏仲廷奮力逃出大禮堂,教官生氣了要我回去,地面生出了無數冤魂的雙手,把學弟扯回去,提著燈籠的警總大魔王出現了,抓起我,大魔王如黑洞般的臉上,是一面鏡子,我直視鏡中的自己,大叫說:「我再也不要忘記了!」瞬間,鏡子碎裂,天崩地裂。
我和魏仲廷衝到校門口,身後的學校,即將被黑暗吞噬崩解,我讓魏仲廷先翻過鐵門後,我在門的這一邊跟他告別,那是天人永別。我要留下來,面對自己的過去。
頂過刑求的魏仲廷,躺在監獄地上,身旁是張老師,老師說:「我們有著獸性和惡魔性,但同時也有著神性,我們有利己主義的欲求,但也有著愛他主義的欲求。」記得這段話,來自《苦悶的象徵》那本書。我看見老師赴死的背影,從背影,我看見老師從容就義的淡定。
「總得有人活下去,記得這一切有多得來不易。」因為這句話,我活了下來。
我是魏仲廷,我是方芮欣,我們曾經犯錯,但是,如果生在一個更自由的時代,我們滿腔的理想,單純的熱情,或許就不會不見容於這個社會,釀成悲劇。
導演徐漢強和製作人李烈,在受訪時被問到,這部電影跟政治直球對決,無法進入中國市場,不會可惜嗎?他們說,打從一開始這部電影就沒有考慮過在中國上映,因為,這部電影是屬於台灣人的故事,希望的是讓所有台灣人都看到;更何況,這部電影有兩個威權社會不允許的元素,「鬼」和「師生戀」。
經過幾個世代台灣人的努力,我們終於可以直視心中的魑魅魍魎,我們也終於有這樣的自由度,去探索愛的純粹本質。無須美化、合理化、淡化,只需要真真實實地活著,活得像一個真正的人,享受著平凡的自由,也永遠記得,這份自由的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