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先生小時候住在金瓜石,父親是礦工,一家五口,就靠父親一個人每天在礦坑裡辛苦工作,一家人就睡在一個小通舖上,生活過得很清苦。小學一年級,他的父親突然因病去世,母親只好帶著三個小孩到台北寧夏路依靠三舅。三舅為了讓姊姊一家有固定的收入,把自己的麵攤讓給姊姊,自己一人去台北車站做苦力。
母親和同父異母的姊姊一起顧著小麵攤,那時候麵攤沒有固定的地點可以擺,所以會到處流動。他放學的時候會跟著母親一起在麵攤幫忙,看書的時候會在路燈下,借光看書。後來有一個診所的醫生很好心,主動同意讓他們在他的診所前固定擺攤,還讓他們用水用電。
母親的個性非常堅強,一生辛苦賺錢只為了讓三個小孩成長獨立。我先生說他在上大學的時候,每到假日都要回去台北幫忙擺攤,其實這也是很多過去台灣窮苦家庭的生活模式,那時候窮人是沒有時間放假的,假日還是要為生活而辛苦工作。
我的生活背景完全不同,我是眷村子弟,家裡住的是公家的房子,平常還有很多的補助,基本上生活無虞。或許因為這樣,生活必需品得來太容易,很多眷村子弟根本上不願吃苦,也不肯努力讀書或工作。
我們的緣份很奇妙,曾經同在一家公司,彼此認識但沒有交往,反而是離職之後,有一天在街上遇見,後來才開始交往。
我們眷村女孩子很少嫁給本省人,我不會講台語,想說結婚後就只是跟先生一起,不會有什麼問題。結婚之後,只能住在家裡,才知道要煮一家人的飯,我根本連做飯都不會,煎蛋時油放太多,先生笑說我是在炸蛋。婚後第二天先生和我還到重慶南路去買了七八本傅培梅的烹飪書。我和婆婆語言不通,只能比手劃腳,他一開始對我嫌東嫌西,說我連菜名都說不上來。
先生說我一開始做菜只能按照食譜,預先把要做的菜和所需食材列出來,去菜市場買菜的時候,有時候婆婆跟著去市場,婆婆跟菜販熟,遇到人家打招呼,就隨口跟人家買菜,結果讓我回到家不知道怎麼做菜。
我在九月嫁過去他們家,到隔年的春節,我已經會做整整的一桌年菜。那時候婆婆還是有幫忙的。
我最感激先生的是他幫我從過去的錯誤框架中走出來。認識沒多久,剛好遇到選舉,他有一天刻意帶我去聽謝長廷的演講,我那時候台語還不是聽得很懂,可是看到很多人推著娃娃車都來聽,整個學校操場擠滿了人,我就覺得不可思議,才開始想到底是什麼狀況。從小我們在眷村,只要到選舉的時候,村里長就會來數人頭,看家裡有幾票,一個人給五百,我們就被要求投誰,國民黨的候選人從來也不需要這麼辛苦,因為我們一票也跑不掉。
後來,我第一次沒有把票投給國民黨,而投給民進黨。票開出來之後,全里只有一張民進黨的票,他們很快就查出是我,家人因此對我很不諒解。結婚後,因為戶籍還沒有遷出來,又碰到選舉,我父親就要我不准回去投票。
我雖然是眷村第二代,但是對國民黨和中國沒有好感。我一點也不嚮往中國,從來不會想要去中國玩。父母親過世後,兄弟姊妹們跟我劃清界限,我現在唯一的家人只剩下我先生。我很珍惜和先生的感情,他對我很好,我也全力照顧他。我們彼此相依為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