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台灣將有一個國慶日:「文協」的誕生及其意義 by朱宥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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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協的誕生‧現代台灣的生日   

今年的10月17日,將是「台灣文化協會」成立一百週年的日子,一天不多一天不少。很多人應該都有看到各種紀念活動在進行,跟我年紀差不多或更年輕的,在學校有讀過台灣史的,大概都會對「文協」有一點印象。但「文協」到底有多重要?為什麼有這麼多地方在紀念它?   

這樣說吧,如果有朝一日,台灣要有自己的「國慶日」,我認為就應該擺在10月17日。文協成立,幾乎就可以說是「現代台灣的生日」。   

「文協」的成立,是從一個學飛的夢想開始的。1920年底,台灣第一位飛行員謝文達從日本學成回台,進行了一次「鄉土訪問飛行」。你沒看錯,1920年就已經有第一位飛行員,在台灣進行飛行表演。謝文達的故事,很可以代表日治時期台灣人面對新世界、新事物的氣魄。他少年時,在家鄉觀賞了美國特技飛行員亞瑟‧史密斯的表演,大受震撼,於是立志成為飛行員。數年後,他的「鄉土訪問飛行」轟動全台,那種「台灣人駕馭最新銳科技,翱翔於萬里長空」的意象,像是一顆照明彈打亮了許多台灣人的心靈。   

當謝文達到台北飛行表演時,當時頗為活躍的青年才俊蔣渭水為他舉辦了歡迎會。這場歡迎會讓各個學校的學生齊聚一堂——這可是台灣第一個「接受現代教育的知識份子」之世代,他們的匯聚產生了非同小可的化學變化。在這之前,台灣的「知識份子」多半是清領時期遺留下來的仕紳,他們雖然也有一套學問和理想,但畢竟與二十世紀的風潮有段距離;而蔣渭水與他的同代人,則是不折不扣的現代菁英,他們能通外文、接受現代學術訓練,就像謝文達一樣,他們也是駕馭了一套最新思想、能遨遊於世界思潮的人。   

謝文達的飛機劃過天際,也劃開了一個新時代。就在這次歡迎會之後,蔣渭水和他的同代人彼此串連,交換意見,終於在隔年,也就是1921年10月17日,創立了「台灣文化協會」。台灣文化協會以「助長台灣文化」為宗旨,其首要目的,是促使台灣社會現代化。當然,這種「啟迪民智」的計畫背後,同時也蘊含了政治目的——民眾一旦覺醒,擁有更多的知識、更多的思想資源,就會有更多武器對抗日本殖民政府的壓迫。   

「文協」的成立,是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10月17日的成立大會,就有超過一千人出席。一千人是什麼概念呢?當時全台灣人口只有四百萬左右,僅僅為現在的六分之一。等比例計算,相當於現在要辦個六千人的實體成立大會,而且當時還沒有高鐵、沒有捷運。而在那個連「中學畢業」都已是高知識份子的年代,這一千人卻匯聚了醫師、律師、留學生等各界精英,陣容豪華到不行。   

用新玩法改變世界   

這群人聚在一起,當然是為了改變台灣。但老實說,只講「改變台灣」,很可能會把他們的格局想得太小了。對他們來說,「台灣」背後的意涵是「世界的台灣」,所以改變台灣,就是改變世界的第一步。同理,身為「台灣人」,當然也是「世界人」的一部分,所以「台灣文化」的進步,也是為「世界文化」之進步貢獻心力。這種氣魄,不是被國民政府的戒嚴體制摧殘得懨懨一息、並且被格局狹小的中國民族主義匡限了思維的後代可以想像的。   

就在「文協」成立的一個多月後,蔣渭水發表了名篇〈臨床講義〉。他把「台灣」當成病人,為它撰寫了一份病歷。他認為台灣之病,在於「智識的營養不良」,而療救之法,是「正規學校教育最大量、補習教育最大量、幼稚園最大量、圖書館最大量、讀報社最大量」。這是「文化協會」強調「文化」的一面,並不令人意外。但有趣的是,在這份病歷的「職業」欄,蔣渭水寫上的是:   

世界和平第一關的守衛   

世界和平。第一關。守衛。你還是沒有看錯,這是1921年的台灣知識份子,對台灣的定位。這是台灣人曾有,而大多數人已不記得的氣魄。這種氣魄,貫穿了整個日治時期,讓飽受壓迫的殖民時代,弔詭地也成為台灣人立大志的時代。在日治時期的文學作品裡,我們會看到一堆志氣昂揚的角色,喜歡唱歌的就立志成為世界一流的聲樂家,研究學術的就立志改造世界經濟體系。跟他們比起來,戒嚴時期的「炎黃子孫、東亞稱雄」是多麽寒酸又偏狹的願望。多年以後,小說家郭松棻也寫了〈雪盲〉,故事裡的長輩追憶日治時代,也從一場飛行講到世界和平:   

薩爾牟遜式的『高雄號』飛入雲端。萬里長虹。台灣人的抱負。意志升上去了。飛越在殖民地的上空。從高空鳥瞰,據說漢民族的土地鬱潝蒼翠。氣運沸沸。十幾年的威爾遜主義在這裡長出了苗芽。   

威爾遜主義是什麼?就是主張弱小民族也能自決,主張國際之間不以強權決高低,而有真正的平等與和平。台灣人躬逢其盛,並不自外於世界,也並不覺得自居於世界一份子,是什麼需要害羞心虛的認知。   

郭松棻所描寫的這場飛行不是謝文達,而是1930年代另一位臺灣飛行員楊清溪。楊清溪駕駛的是「高雄號」,謝文達最有名的座機則是「台北號」。從「台北號」到「高雄號」,綿延數十年不變的,是台灣人飛上雲端、改變世界的意志。   

如何改變世界呢?「文協」可以說是開闢、引介了「新政治」的第一代。他們脫離了前輩遺老以「科舉」入世的想像,也放下了日治初期以武裝抗爭的路線,轉而以殖民者之矛攻殖民者之盾。殖民者不是說自己帶來了文明嗎?那我們就學習更先進的歐美文明知識,回頭要求殖民者撤除野蠻的殖民枷鎖。於是,他們在1920年代,開啟了我們現在習以為常的一系列抗爭手段:集會、遊行、請願、演講、辦刊物……其中最長期推動的,就是「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   

文協主張設立「台灣議會」,批判總督府獨攬「行政權」和「立法權」,有違日本本身的憲政體制。行政與立法分立,是現代國家的基本架構,也是現在的我們非常習慣的政治日常。但這個立法委員可以質詢行政官員,地方議員可以質詢縣市首長的畫面,卻是「文協」諸君從一百年前開始爭取的。更有趣的是,由於「文協」成員有許多留日學生,知己知彼,因此抓住了「總督府獨攬行政權與立法權,是違反了日本憲政精神」這個矛盾,向日本的中央政府爭取「台灣議會」,因此獲得許多日本知識份子的同情。   

就在1923年,蔣渭水等人到東京發動第二次請願運動。台灣第一位飛行員謝文達又華麗出場了:他駕駛座機「台北號」迴旋於東京上空,撒下數十萬張空飄傳單,上面寫著「台灣人呻吟在暴戾政治之下久矣」、「給台灣人議會吧」等宣傳文字,轟動日本,一時攻佔各大媒體。現代選戰裡,常把文宣戰形容為「空戰」,文協的文宣戰是真的飛在天空上的,沒有在跟你開玩笑。   

從上面這些事件和舉措,我們可以發現,文協的人們不只有著改變世界的新夢想,更重要的是,他們學會了追求夢想的全新手段。開飛機發傳單當然是新手段,但更深層的是「以媒體造勢,撼動政治」的新玩法。生活在當代民主政治裡的我們會輕易發現,他們正是第一個學會「作秀」的世代,只是他們的秀高級多也有質感多了。   

同理,當我們從史料裡看到文協辦《台灣民報》的時候,也別忘記,那是1920年代,報紙在那個時候是不折不扣的「新媒體」,其新穎程度可是遠超過現下的我們去經營一個youtube頻道或IG帳號(抱歉FB,你已經不新了)——他們那時候可沒有這種現成的大平台可以運用。除此之外,他們還在台灣各地舉辦演講會,講解各種新知,宣傳政治理念;他們組成了「美台團」,從東京買了放映機和幾十卷影片,全台放電影給民眾看,配合「辨士」的講解,成為生動的社會教育課程;他們開辦了「夏季學校」,也就是我們現在習以為常的「夏令營」,招收有興趣的民眾前來進修,營隊地點就辦在霧峰林獻堂自家宅院裡。根據不完全的統計,光是實體活動的部分,文協每年就能觸及數以萬計、甚至上看十萬人次的參與者。   

再提醒一次,那時候台灣人口只有四百萬,而且沒有網路可以宣傳活動。等比例乘以六,這是當代幾乎所有倡議活動都難以望其項背的數字……   

新與舊的銜接   

不過,就像所有走在時代尖端的人們一樣,新事物剛進入一個社會時,總是要經歷一段磨合。最厲害的人,不只能夠掌握最新技術,還能將新技術嫁接到社會舊有的、運行順暢的系統上。就像唐鳳的簡訊實名制,竟然將系統建立在「古老的」手機簡訊之上,出乎所有人意料,卻又滑順得無可挑剔。   

「文協」的銳意求新,也遇到了不少困難。比如說,「文協」最核心的「媒體產品」是《台灣民報》,他們在書寫文字及普及推廣上就遭遇了難題。大家在歷史課本和國文課本上,應該多少都聽過中國推行過「白話文運動」,把書寫文字從文言文換成白話文,降低文字難度之後,才能方便知識的普及推廣。   

台灣在1920年代也有一波類似的運動,史稱「新舊文學論戰」。這場論戰的主要陣地,就發生在《台灣民報》上。然而,比起中國的「白話文運動」,台灣人在選擇書寫文字時,卻另有一番中國所無的困擾和考量——因為中國並沒有被日本殖民。在中國,當他們選擇使用白話文,官方就可以修改教育體系,利用國家力量來推廣白話文。但在台灣,除非你臣服於日本人,使用日文來書寫,否則殖民者不可能幫你推行漢文白話文。而「文協」諸君基於對日本人的對抗意識,以及對漢文文化的認同,從一開始就否定了日文書寫,決定以中國白話文為基礎,融合台語的詞彙、語法,以及日語的詞彙、語法,形成了獨樹一幟的「殖民地漢文」。     

這種「殖民地漢文」,可以視為台灣版的「白話文」。如果你覺得很難想像它的樣貌,只要回想國文課本裡賴和的文字風格,就會明白了。但「殖民地漢文」的尷尬是,它雖然確實比文言文簡單,但在沒有國家機器的支援下,它的普及度還是拉不上來。在大多數台灣民眾只會台語的情況下,又往往難以讀懂文章裡面的中國白話文詞彙、語法。1930年的作家黃石輝就曾經舉一個例子,當中國白話文要說「再見」的時候,會寫成「再會」;但依照當時台灣人的習慣,「再見」會寫成「恁請」。這兩種say goodbye的方式,已經不只是詞彙差異了,是連根本的文化思維都不一樣——中國人的說法是期許「下次能再見」,台灣人的說法是尊敬地「您慢走」(類似於現代台語的「順行」),兩者都很友善很有禮貌,但卻呈現了不同的方向。   

而當《台灣民報》以「殖民地漢文」來書寫時,就要面對「新媒介」(報刊文字)與「舊系統」(讀者的閱聽習慣)的銜接問題。當你採納了大量的中國白話文詞彙、語法,讀者卻只懂台語時,要如何能讓讀者讀懂?你開了個youtube頻道,那也得要大家都有手機電腦能上網,才能看得到啊。對此,「文協」想出了非常有創意的解法,就是「讀報」。前面說過,當時「文協」到處演講、放電影、辦營隊,引起了非常大的熱潮,既然如此,那只要將報紙的內容,轉成「有聲朗讀」形式,不就同樣能吸引大家來聽了嗎?於是,《台灣民報》在各地設立讀報點,在報紙出刊之後,派人往講台上一站,開始用台語朗讀——其實是半口譯半朗讀,畢竟有很多中國白話文的詞彙要翻譯——,讀報點旁邊就會擠滿來此「聽新聞」的群眾。透過這種「次級傳播」的方式,《台灣民報》就完成了新媒介與舊系統的銜接。現在,如果你到台南的「台灣文學館」看常設展,裡面就有一個裝置,是在重演當時的「讀報」活動。   

而不只是民眾需要銜接,「文協」諸君自己,也往往是夾在新舊之間的人物,也需要精神上的調適。雖然從表面上的學歷來看,他們個個都是醫生律師這類現代菁英,但別忘了,台灣在1895年以前都還是清領時期,這些新人物小時候往往也都讀過私塾,甚至本身就出自仕紳之家。比如「文協」最大的金主霧峰林家,其骨幹林獻堂、林癡仙、林幼春都是精熟古典文學的文人,後兩人更是台灣古典詩人當中的頂尖名家。而他們所組建的古典詩社「櫟社」,更是當時三百多個詩社裡面,被視為「台灣三大詩社」的一流團體。   

因此,如果我們只注意到文協「新潮」的一面,往往就會忽略他們也有非常「古典」的面向。霧峰林家贊助了各式各樣的新文化活動,多到我常常跟學生開玩笑說,如果你看到一個不認識的日治時期新文學刊物,先猜金主是霧峰林家,七八成會矇對。但同一時間,他們並沒有放棄自己對古典文學的愛好,一樣參與詩社、以詩歌酬酢唱和。1927年,林獻堂開始了台灣人第一次的環球旅行,聽起來新潮得不得了;但他記述這次旅行的《環球遊記》,卻是以文言文寫成的。這樣的新舊合一,才是文協諸君完整的樣貌。   

有趣的是,許多台灣「新文學」的名家,本身能寫小說、能寫新詩,但古典詩的功夫卻也沒有擱下。甚至,「新文學」和「舊文學」在他們身上,慢慢演變出一種「文類分工」——當他們想寫面向大眾的,宣傳理念的文字時,他們就寫「新文學」;當他們靜下心來,面對自己,與自己對話時,他們就寫「舊文學」。最有代表性的,當屬大家課本裡都讀過的賴和,他的小說〈一桿「稱仔」〉、〈不如意的過年〉、〈惹事〉;他的新詩〈覺悟下的犧牲〉等,都是新文學史上的名篇,展現了對日本殖民者強烈的諷刺和批判。但一般人很少注意到的是,他也寫得一手好古典詩。比如賴和某次被日本人逮捕釋放後,寫了一首〈出獄歸家〉:   

莽莽乾坤舉目非,此生拼與世相違。誰知到處人爭看,反似沙場戰勝歸。   

翻成白話來說,賴和的意思是:我這輩子都在對抗社會,結果被逮捕釋放之後,竟然瞬間成為英雄,大家都像是看明星一樣在看我。現在是怎樣?賴和問號臉。從當代的視角來看,我們很可以理解發生了什麼事:你被強權打壓之後,政治資本上升、知名度暴漲,這是很合理的媒體現象。但對於賴和那一代人來說,這種「副作用」也是「新政治」、「新媒介」所產生的「新現象」(清領時代的人被關之後,可不會有這種待遇),他自然覺得非常不適應。   

但要注意的是,這首詩的角度是有點嘲諷的,小小地諷刺了那些來看熱鬧的群眾。作為一名社會運動者,賴和當然不會白目到在這種民氣暴漲的時刻,去公開酸那些來看他的群眾,這正是借力使力的最佳時機。所以,賴和沒有在自己任何一篇「新文學」的作品裡寫到這件事——他把它寫到了跟自己對話的「舊文學」裡了。   

歷史的魔術數字   

在一百年後,回頭看看文協的那個時代,我們或許會有一種微妙的感覺:我們正在面對的時代,跟那個時候好像……有點像?   

1920年代的文協諸君,以「世界」為胸懷,相信台灣人是世界人;而2020年代的我們,意外發現在全世界疫情橫掃的狀況下,台灣不但成為防疫模範生,甚至有餘力幫助其他國家,促成「善的循環」。   

1920年代的文協諸君,一面引入新技術,一面嫁接舊系統,試著改造台灣社會;而2020年代的我們,以「天才IT大臣」為首的一批優秀人才,連結了各式各樣的網路技術,持續為台灣社會找到解決方案。   

1920年代的文協諸君打造「新文化」,同時也護守自身的認同,並沒有丟掉自己的文化傳統;而2020年代的我們,在文學、影視、遊戲、漫畫等類型的創作者,也不斷回頭挖掘台灣自己的本土元素與文化傳統,以之激發新作品的靈感。   

1920年代,蔣渭水說台灣是「世界和平第一關的守衛」;2020年代,我們在美中衝突的前線。   

1920年代,文協諸君喊出「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2020年代,「台灣人」的認同來到史上新高,本土意識益發強固。   

波折險阻的一百年過去了,本來很多事情應該要改變的,但台灣卻奇蹟似地,重新接上了一百年前的線索,彷彿這中間的波浪並不影響我們重新開始,把所有該做的事情做下去。那些在「文協」時代,就已經夢想的事情。   

為什麼會這麼像?   

我猜,這是歷史的魔術數字。   

1895年,日本殖民台灣,開啟了現代與剝削並陳的時代。三十年後的1920年代,第一代在現代教育底下成長的青年,終於成為社會中堅,開創了「文協」的時代。   

1945年,國民黨統治台灣,又開啟了另一波禁錮的年代。三十年後的1970年代,第一代在戰後成長的青年,終於成為社會中堅,開創了「鄉土文學」、「回歸現實」風起雲湧的年代。   

1987年,解嚴。三十年後的2020年代,第一代在民主自由空氣裡成長的青年,終於成為社會中堅……   

是巧合嗎?也許是。但就算是巧合,我也覺得這是一個值得信仰的巧合。它不只可以拿來解釋過去,更可以拿來提醒未來——我們此刻所有重大的決定,都將在三十年後看到結果。就算一時之間,我們的努力好像沒有改變什麼,我們也永遠可以期待歷史的魔術數字。   

當然,如果要談到對數字的迷信,對於台灣人來說,我還是最推薦大家迷信這個足以堪當「現代台灣之生日」的魔術數字。   

1921年10月17日。台灣文化協會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