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登於：美前國安顧問-為什麼川普對華強硬，拜登也會效
美國前總統川普的國家安全顧問H·R·麥克馬斯特（H. R. McMaster）4月15日以「為什麼川普對華強硬，拜登也會效仿(Why Trump went hard on China, and Biden will follow)」為題，在政治新聞網站Politico就美國對華認知和政策轉變進行了介紹和分析。
「2017年2月21日，我到白宮西廂辦公室報到的第一天，我就認為美國的戰略能力已經下降，原因是戰略自戀：傾向於將問題定義為自己喜歡的問題，並沉迷於自負，認為別人對未來沒有主見，除了對美國的決定和行動作出反應外，沒有其他願望。」他說，「為了糾正這種傾向，我認為，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主管官員委員會會議，這一審議外交政策問題的內閣級機構間論壇，必須將我們的審議建立在歷史學家肖爾（Zachary Shore）所說的‘戰略同理心’(strategic empathy)概念的基礎上：即理解情感、意識形態和願望如何驅動和制約他人，特別是對於競爭對手和敵人而言。」
「顯然，要應對日益咄咄逼人的中國帶來的威脅，就需要美國的政策主張從合作與接觸向透明競爭的重大轉變。與20世紀70年代對華開放以來許多美國人的希望相反，中國已經演變成一個危險的戰略對手，而不是國際秩序中的 ‘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他說，「我們需要清楚地思考日益咄咄逼人的中國共產黨對美國和志同道合的自由民主國家構成的複雜挑戰，並制定保護美國重大利益的戰略。」
「我們首先為與中國的競爭奠定了新的概念基礎。一個定於2017年3月底舉行的‘（國安委）主管官員框架會議’，為4月6日至7日與習近平主席在海湖莊園舉行的總統峰會之前就美中政策奠定基礎。為了準備這次討論，國安委亞洲事務高級主管博明（Matt Pottinger）傳閱了一份與國務院政策規畫工作人員，以及機構間政策協調委員會其他成員合作撰寫的文件。」他說，「與其他在川普政府第一年開始制定的綜合戰略的框架會議一樣，這份文件和（國安委）主管官員的討論集中在理解推動中共行為的情感、願望和利益因素；確定美國的重大利益；評估支撐以往政策的假設；提出美國的政策目標；以及預測進展會遇到的障礙。」
「會議開始時，我閱讀了奧巴馬政府對華政策的一段話，這反映了之前多屆美國政府的渺茫希望，即中國在被歡迎進入國際社會後將按規則行事，並隨着經濟的繁榮，實現經濟自由化，最終實現治理形式的自由化。多年來，我們已經屈服於樂觀主義偏見和確認偏見的認知陷阱。博明文件的部分目的是要讓我們回到現實中來。」「當我環顧四周時，我們將要做的事情的規模變得十分明確：幫助總統實現冷戰結束以來美國外交政策的最重大轉變。」
「這一框架會議的時機很重要，因為相關討論有助於為海湖莊園峰會設定現實的期望。包括總統在內的與會參與者，包括博明、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加里·科恩（Gary Cohn）和我多次向川普介紹了美國對華政策的新基礎，並帶着與中方同行進行坦率討論的必要背景前往佛羅里達。」「這次峰會是在美國針對阿薩德政權使用神經毒氣大規模殺害無辜者，而對敘利亞空軍基地進行空襲的情況下舉行的，包括就安全問題和中國不公平的貿易和經濟做法進行坦率的、有時是尖銳的交流。」
「這些交流以及總統與習近平長時間的一對一討論激發了一些重要的修辭成果，涉及朝鮮核武和導彈計畫的威脅以及商定的無核化目標，但沒有人期望在峰會期間開啟的最新一輪（中美）戰略和經濟對話，能夠在不從根本上轉向競爭方式的情況下產生直接或重大的成果。」「中國官員似乎對他們無疑察覺到的態度變化感到驚訝和輕微的關切。然而，他們似乎相信，他們可以用同樣虛偽的承諾，即在對美國有重要意義的問題上即將實現自由化和合作，誘使本屆新政府重新陷入自滿狀態。」
「但他們錯了。2017年3月的框架會議啟動了持續的規畫和努力，以爭取兩黨對新政策的支持。2017年《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和《美國印太戰略框架》對美國政策進行了久違的修正，並承認中國是‘戰略競爭對手’。2017年11月川普訪華後，在（國安委）主管官員委員會建議下，總統批准了應對中國經濟侵略、推進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的綜合戰略。」「與所有戰略一樣，這些戰略在執行中並不完美（例如，我不明白對我們的盟友徵收鋼鋁關稅是如何幫助解決中國的產能過剩、生產過剩和傾銷問題的），但我們的工作和總統的決定已經產生了根本性的轉變，轉向與中國的競爭，以及促進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的多國努力，以替代中國的專制重商主義模式。」
就「經濟欺凌問題」，「肖爾的方法揭示了美國政策連續性的主要來源：了解中共帶來的挑戰需要特別注意驅動和約束其黨的領導人的意識形態、情感和願望。而這些將是拜登政府及以後美國政策連續性的來源。中共之所以執着於控制，是因為它害怕失去對權力的獨家控制權。新冠疫情可能加劇了這些恐懼，並催化了競爭。該黨領導人認為，他們有一個狹窄的戰略機會窗口以加強他們的統治，並將權力平衡轉向對他們有利的方向--在中國經濟惡化之前，在人口老齡化之前，在其他國家意識到該黨正在以犧牲他們的利益為代價追求民族復興之前，在他們的專制重商主義模式的弱點暴露出該黨在超越美國和實現中國夢的競爭中所創造的弱點之前。」
「該黨無意遵守與國際法、貿易或商業有關的規則。中國的總體戰略依靠的是國內外的拉攏和脅迫，以及掩蓋中國真實意圖的性質。習近平和中共正在推廣一黨專制統治的 ‘中國模式’，認為它優於民主。」「妄想的結束：美國和其他自由民主國家遲遲沒有放棄對中國的希望，認為中國在被歡迎進入國際體系後，會按規則行事。」「川普政府顛覆了支撐中國政策的假設。我們假設，中國不會遵守國際規則；相反，它將試圖破壞並最終以更符合其利益的新規則取而代之。中國將繼續把各種形式的經濟侵略與持續的工業間諜活動結合起來。賭注很大。北京氣勢洶洶的軍國主義和經濟霸凌旨在獲得對戰略位置和基礎設施的影響，並在新興的全球經濟中建立首要的排他性領域和優勢。」
「我們相信，我們在競賽之中，但我們處於落後，這是因為我們一直站在起跑線上，而中國則在前奔跑。如果沒有來自美國和夥伴國家的更有效地競爭，中國將更加積極地，而不是更少地推廣其專制的重商主義模式。」「但沒有人想要發生戰爭。一個首要目標是防止軍事衝突。2017年初，一些政策專家認為，美國與中國的競爭是一個修昔底德陷阱，其本身就造成了正在崛起大國與現狀大國之間發生軍事衝突的較大可能性。」
「但我們的結論是，這是一個錯誤的選擇：自滿會使衝突更有可能發生；一個更有膽量的中國會變得更有侵略性，更不合作。多國一致努力反制中共侵略和加強防衛，目的是讓黨的領導人相信，他們無法通過拉攏、脅迫或使用武力來實現自己的目標，但他們可以在不犧牲本國人民的權利或其他國家公民的安全、主權和繁榮的情況下實現足夠的夢想。」他說，「當我在13個月後離開國家安全顧問的工作崗位時，有很多我希望幫助總統實現的目標都沒有完成。然而，我相信，向競爭性對華方針的轉變是重要的，得到了兩黨的支持，並有可能在多屆政府中繼續進行。」
就人權問題，「儘管中共有不可否認的侵犯人權記錄，但一些國家、國際企業和投資者繼續呼籲把與中國建立溫暖的關係作為目的。中共正加倍努力，通過虛偽的承諾在氣候變化等全球問題上開展工作，更多關於即將到來的自由化的虛假承諾，以及永遠存在的通過進入中國市場、投資和貸款獲得短期利潤的誘惑，來拉攏精英階層。但現在危險是顯而易見的，美國政府已經結束了自欺欺人的做法。接受拉攏使國家和企業會產生依賴性，容易受到脅迫。」
「與此同時，在中國，該黨利用宣傳和人工智能技術來蠱惑和脅迫本國人民。它進行殘酷的鎮壓，包括對新疆的維吾爾人進行緩慢的種族滅絕運動，以及大規模逮捕在香港和其他地方敢於批評政府或主張自由的人。最近，一些國際公司因為對強迫勞動和其他侵犯人權的行為提出哪怕是輕微的批評而被中國市場拒之門外，這應該是一個警告，在中國做生意而不損害原則變得越來越困難。那些關注企業環境、社會和治理標準的人應該感到憤怒。」「但是，貪婪鼓勵了一系列的輕信和道德上的自滿。例如，中國和歐盟之間擬議的投資協定，部分是基於中國在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時所作的同樣的空洞承諾的重演。公司高管和歐洲領導人必須醒悟過來。」「不管習近平戴的是哪頂帽子，動作模式總是一樣的：說的和做的相反。」
「在中國問題上支持拜登政府。在與日益咄咄逼人的中共競爭的過程中，拜登政府應該得到兩黨和國際社會的支持。國會民主黨和共和黨人提出的《2021年戰略競爭法》草案令人鼓舞。周五日本首相菅義偉訪問華盛頓，以及拜登政府繼續強調與澳大利亞、印度和日本的四國對話機制，以促進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也是如此。」「然而，歐洲盟友和私營部門的主要領導人承認需要與中共堅決競爭的時候早就過了。在這個領域，拜登政府可能會施展一些‘強硬的愛’。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最近告訴北約盟友，美國不會強迫他們在華盛頓和北京之間做出選擇。」
「但是，從與中共的競爭中退縮，即使是在它制裁歐洲外交官審查新疆種族滅絕事件的時候是在放棄道德權威。這裡需要作出選擇。而一些歐洲領導人正在選擇奴役而不是主權。只有世界上最大經濟體的領導人們在公共和私營部門的共同努力下，我們才能對抗中國的拉攏、脅迫和隱瞞戰略，並為子孫後代建設一個更美好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