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地區的家長催迫子女補習，考入好學校（由幼稚園至大學），有如申在原在《抑鬱的南韓，藝人自殺只是冰山一角》 一文中指出的：整個社會的環境氛圍就是通過學生的大學來實行階級分化，以名牌大學或野雞大學來貼標籤。在這種社會環境下，南韓學生別無選擇，只能通過投入更多的時間和精力來面對現實壓力。
近日美國長春藤大學有意調高亞裔入學門檻，降低其他族裔的入學標準，以求人口比例的「平衡」，引人非議。因為這樣子並沒有面對問題根源，反而是在製造「反向歧視」。其他族裔進不了長春藤大學，問題出在起跑點與亞裔子弟差太多。
貧困子弟就讀一流大學的機會小於富人，如果是因為欠栽培，不是因為貧困子弟不努力或資質不足，那就表示一流大學收了很多不是很努力或資質夠好的富人子弟，結果就是公共資源（經費挹注比較多）的浪費。人才不出頭，損失很大，且階級流動停滯，社會公平無從實現。
一味強調「平衡弱勢比例」，如2007 年教育部以「照顧弱勢、區域平衡」為目的增設「繁星計劃」招生管道，然後在 2011 年將「繁星計劃」和「學校推薦」合併為「繁星推薦」，教育政策的改弦易轍，成果終究有限。 台大經濟系教授駱明慶2002年發表的《誰是台大學生？──性別、省籍與城鄉差異》與2016年加碼推出的《誰是台大學生？(2001-2014)──多元入學的影響》，都已提出了有力的論証。
台大經濟系教授林明仁與學生沈暉智最近的論文「論家戶所得與資產對子女教育之影響」採用了最能直接反映家庭社經背景的官方家戶所得數據，再一次支持了駱明慶的推論：家庭社經背景較佳的學生，通常能夠得到更多的教育資源，並在大學升學裡受益較多。
「別讓你的孩子輸在起跑點」這句廣告標語，對富裕家庭有如高壓緊箍咒，對又窮又忙又累的家庭則有如詛咒你注定翻不了身。
曾世杰《解決教育機會不均等的契機，並不在高等教育階段》一文，提到要避免高教資源配置的反向重分配，就需要「讓學生們在越早的階段，就能夠享有在機會上越平等的環境，在未來就會更有機會讓每一個人找到自己最適合的路。」
高等教育本來就不是全民或多數人適用的教育，教育資源配置的重點不應該是在高等教育，教育資源來自全民，所以資源配置的重點最好是讓全民適材適性、平均合理地享用。最早的學習階段最重要，教育的黃金階段當然是要在童蒙時期建立信心，幼童的身份認同與受欣賞的程度，深深影響後來的學習興趣。
教育的資源配置應該以基層的幼稚園和小學的教育為主，讓每一個國家未來的主人翁在人生一開始就有最好的身心靈的學習成長，到了青少年、青年時期，就更容易引導出個別的興趣，讓每個人健全發展，成熟茁壯。成年後的高教反而應該適合每個人的興趣去深入發展，要走學術研究、藝術人文或者技術應用都已經有很好的基礎，這時或半工半讀或藉由學貸自行選擇高教升學。即便高教的學術機構也應該自給自足或尋求社會贊助，國家要有所補助，也必然是著眼於策略性學術或技術項目，不宜將大多數的教育資源投入高教的補助，造成資源的不當配置與浪費。
不論是改革大學入學制度，或平衡現在過多的高教資源，可能都不是治本的方法。因為根本問題在立足點的不平等，學童領受的教育資源從一開始就因為地區和家庭因素有了很大的差異，譬如偏鄉與城市的資源分配差異，家庭貧富或父母學歷的差異，每每造成一個人一生無法彌補的缺憾。
如果能夠盡量從根本上立足點的平等做起，重視每個國民的基本教育權利，就是從最需要培育的啟蒙階段，包括出生後的襁褓時期的關注，確保每一個人都能在起始點得到平等均衡的養育與教育，可能才是一個國家最可以為人民所信任與敬愛的地方。
曾世杰提到芝加哥大學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海克曼（James Heckman）和同事曾發表一篇「高瞻培里學前計畫」（High/Scope Perry Preschool Project）的投資報酬研究，該計畫從三歲起連續兩年介入一群貧窮的非洲裔美國幼兒，介入結束後追蹤這群幼兒到40歳。結果顯示，早期介入的投資報酬率很高；實驗組比未介入的對照組有較好的收入、較高的學力、較少拿社會福利金、司法成本也較低。該計畫網站上有清楚的投資報酬率圖解：當年投資1美元，可以回收12.9美元。簡單的說，海克曼建議的政府干預手段，就是「早期介入」。
海克曼的研究，是很好的佐證，政府不只需要早期介入，更要主動規劃全民一體適用的生育、養育和教育的一貫國民照顧與培育計劃，讓國家未來的主人翁能夠在起跑點平等的合理資源下正常地成長、成熟。
「真正會造成改變、真正能給弱勢學生帶來希望的，都在學前及國小教育階段。」高教階段強調對弱勢學生的照顧，可能已經太遲了。國家真正需要的是建立均衡而平等的環境，讓每一個人在起跑點得到足夠的資源，可以正常地學習和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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