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先生小時候住在金瓜石，父親是礦工，一家五口，就靠父親一個人每天在礦坑裡辛苦工作，一家人就睡在一個小通舖上，生活過得很清苦。小學一年級，他的父親突然因病去世，母親只好帶著三個小孩到台北寧夏路依靠三舅。三舅為了讓姊姊一家有固定的收入，把自己的麵攤讓給姊姊，自己一人去台北車站做苦力。
母親和同父異母的姊姊一起顧著小麵攤，那時候麵攤沒有固定的地點可以擺，所以會到處流動。他放學的時候會跟著母親一起在麵攤幫忙，看書的時候會在路燈下，借光看書。後來有一個診所的醫生很好心，主動同意讓他們在他的診所前固定擺攤，還讓他們用水用電。
母親的個性非常堅強，一生辛苦賺錢只為了讓三個小孩成長獨立。我先生說他在上大學的時候，每到假日都要回去台北幫忙擺攤，其實這也是很多過去台灣窮苦家庭的生活模式，那時候窮人是沒有時間放假的，假日還是要為生活而辛苦工作。
我的生活背景完全不同，我是眷村子弟，家裡住的是公家的房子，平常還有很多的補助，基本上生活無虞。或許因為這樣，生活必需品得來太容易，很多眷村子弟根本上不願吃苦，也不肯努力讀書或工作。
我們的緣份很奇妙，曾經同在一家公司，彼此認識但沒有交往，反而是離職之後，有一天在街上遇見，後來才開始交往。
我們眷村女孩子很少嫁給本省人，我不會講台語，想說結婚後就只是跟先生一起，不會有什麼問題。結婚之後，只能住在家裡，才知道要煮一家人的飯，我根本連做飯都不會，煎蛋時油放太多，先生笑說我是在炸蛋。婚後第二天先生和我還到重慶南路去買了七八本傅培梅的烹飪書。我和婆婆語言不通，只能比手劃腳，他一開始對我嫌東嫌西，說我連菜名都說不上來。
先生說我一開始做菜只能按照食譜，預先把要做的菜和所需食材列出來，去菜市場買菜的時候，有時候婆婆跟著去市場，婆婆跟菜販熟，遇到人家打招呼，就隨口跟人家買菜，結果讓我回到家不知道怎麼做菜。
我在九月嫁過去他們家，到隔年的春節，我已經會做整整的一桌年菜。那時候婆婆還是有幫忙的。
我最感激先生的是他幫我從過去的錯誤框架中走出來。認識沒多久，剛好遇到選舉，他有一天刻意帶我去聽謝長廷的演講，我那時候台語還不是聽得很懂，可是看到很多人推著娃娃車都來聽，整個學校操場擠滿了人，我就覺得不可思議，才開始想到底是什麼狀況。從小我們在眷村，只要到選舉的時候，村里長就會來數人頭，看家裡有幾票，一個人給五百，我們就被要求投誰，國民黨的候選人從來也不需要這麼辛苦，因為我們一票也跑不掉。
後來，我第一次沒有把票投給國民黨，而投給民進黨。票開出來之後，全里只有一張民進黨的票，他們很快就查出是我，家人因此對我很不諒解。結婚後，因為戶籍還沒有遷出來，又碰到選舉，我父親就要我不准回去投票。
我雖然是眷村第二代，但是對國民黨和中國沒有好感。我一點也不嚮往中國，從來不會想要去中國玩。父母親過世後，兄弟姊妹們跟我劃清界限，我現在唯一的家人只剩下我先生。我很珍惜和先生的感情，他對我很好，我也全力照顧他。我們彼此相依為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