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黃惠君的《激越與死滅》，這些年，讀了很多關於二二八的研究，但從來沒有像這次這樣那麼清晰地看見，那個世代的台灣人，張開雙手迎接「祖國」的熱切，不必然是因為對中國文化的認同或孺慕，而是被殖民50年被貶抑為「次等人」、甚至「非人」之後，急切地想要成為一個語言文化政治認同不再被迫分裂、對立，可以活得內外如一的人。所以，與其說台灣人嚮往回歸「祖國」，不如說，台灣人在這個「想像的祖國」之上，投射了成為自由之人的渴望，投射了擁有平等政治權利的願景。
（圖：1947年元旦，《中華民國憲法》頒布，台灣社會欣喜於民主根本大法之完成，當時在台北地方法院任法官的吳鴻騏，受邀至電台以「人民的權利義務」為題，講解憲法。此為吳鴻麒法官親筆撰寫的演講草稿。）
只不過，在所謂的「光復」後，這個願景快速破滅，「接收」變成「劫收」，台灣人迎來的是同樣的歧視，同樣不平等的待遇，以及更暴力落後的貪汙腐敗。台灣人被以「不會說國語」為理由而無法擔任任何政府或國營企業的中高階主管，所有重要職缺都被外省人填補，但這些空降的統治階級只想趁機搜刮、中飽私囊，本來應該保家衛民的國軍，變成社會治安的威脅，本來應該執行公權力的檢調警，更行如拉結派打家劫舍的盜匪，搶劫、武力要脅，開槍傷民，無惡不作，令台灣人瞠目結舌。
不過，當時的台灣社會在法治觀念已經有一定水準，我在書中讀到當時人民所採取的行動，若放在今日的時空，都還符合民主法治國家公民的標準。
比如說發生《員林事件》時，社會各界立刻出來表態──以律師公會為首，再加上人權團體「人民自由保障委員會」，政治壓力團體「台灣省政治建設協會」，及扮演第四權的媒體「省記者公會」，律師、媒體、反對黨以及人權團體，都站出來了，齊聲捍衛司法尊嚴。
又比如說，在用人省籍偏差的無限傾斜中，台灣人仍奮力想要有所突破，於是，在1946年五月開議的台灣省參議會，積極問政，爭取登用台灣人才的機會，同時，也揭露外省權貴近親繁殖、牽親引戚的惡風，讓人事任用的醜聞，不時登上媒體版面，台灣人民可以透過報紙，積極關注省參議員的問政內容。
不難感覺台灣人民彼時對政治的參與度，以及對建設一個真正屬於自己的家園的熱切之深，更甚於今日，而那是1946年的台灣呢！這中間的數十年，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何以台灣人內心的人權，法治，民主，尊嚴，倒退了五十年！
讀到這本書的中後段，就很清楚了，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後，從中國調來的軍人，不僅施行無差別濫殺報復，陳儀更是藉機消滅所有台灣社會的領導階層，包括那些曾加入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的地方仕紳，省參議員，縣市長候選人…，陳儀向蔣介石呈報的第一份被秘密裁決的「犯人」名單，主要來自三個背景：媒體領袖、反對黨成員、和法律界領袖，台灣社會從此失去了監督政府的獨立媒體，制衡行政濫權的獨立司法，人民更失去了參與政治、追求平等自由尊嚴的熱情。
（圖：於二二八罹難的法律界人士，攝於「公與義的堅持」展場）
張七郎父子三人，一夕之間被秘密處決，張七郎遺孀詹金枝說：「擾亂世界和平的禍首東條英機，尚在國際法庭，一而三而四而五，迄今猶未終審，以道德國自詡者是如此，但為何這個說自己擁有五千年文化，且位列四強的國家是如此…」二戰「戰敗國」的首相東條英機都還沒有死，為何在「戰勝國」統轄下行醫辦學愛鄉愛民的張七郎，卻已未經審判、死於「國軍」的槍下。因為，在中國軍人的眼中，台灣人是被奴化的戰敗國人民，尚未「歸化」「戰勝國」，需要長期管束馴化。
之後的清鄉，透過「戶長連保切結」讓台灣人民互相監控，形同古代連坐法，受害者的家屬，變成壓迫者的眼線和共犯，此舉讓人民把統治者的暴行內化為自身的罪咎：因為我怕死，我想要自保，我沒有站出來，所以，我也有罪…。於是，我們成了一個對有權有勢者特別寬容、對無權無勢者格外嚴苛的社會，存活下來的台灣人，都是飽受屈辱的人，如同沒有靈魂的活死人，也把自身的怯懦和罪咎投射在眼中所見的彼此，過著沒有勇氣沒有榮耀的卑屈生活，數十年。這個斷裂，這個傷害，比我想像的還要影響深遠。
那時候，雖然有些人看到局勢惡化，而轉向台灣地位未定、尋求民族自決的想法，但是大部分領導階層的菁英還是一再跟政府強調，我們不是要台獨，我們只是要爭取自治，爭取平等的對待。自治就是一國兩制，但在中國統治者眼中，自治就是分權，統治就得壓制，就得褫奪每個人主動參政的公權。戒嚴失魂，解嚴變遊魂，解嚴近30年，蔡有全最喜歡說也還在說的一句話「活路只有一條，台獨」，說的就是中華台北的魂不附體！台灣人找不到自己的國家認同。
1988年1月，解嚴不到半年，就發生白色恐佈政治案件——蔡有全依「預備意圖竊據國土罪」判有期徒刑11年，許曹德依「共同陰謀竊據國土罪」判有期徒刑10年。
爭取獨立，台灣人少了什麼？少了建國的熱情，少了美國人追求獨立自由的熱情。真的面對過去，要用新的認同來重新活過。真的要面對這段歷史，就要以一個現代法治國家公民的角度，重新去體驗一次，我們會看見台灣人需要建立什麼樣的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