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頁

  • 1946年年中,在淡水、新竹兩地發現4起從中國傳來的黑死病,台灣在日本統治下嚴格執行的檢疫制度,正式在中國人手中宣告瓦解。自從1919年以來,從未傳染危害過的霍亂,也在夏天重新出現。幾天之間,台灣西南一帶已經傳染得無法控制。經過了一個漫長的夏天,在已登記的2690位霍亂病患中,死了1460人,但中國來的衛生局長一點也不認為事態嚴重。

    聯合國救總工作隊發現隔離病人的大小便被丟到附近的商業魚池。他們要求衛生局長採取行動解決廢物的處理問題,要求他設法禁止當地的魚出售,同時把那些污染的魚池適當地清理消毒。衛生局長除了在報紙上發表聲明建議民眾在殺魚時應該仔細清理之外,什麼事都不肯做。局長的態度引起了聯合國救總醫生們的公憤,但他卻對其中一個醫生說:「何苦來哉,只有那些窮人才會染到那種病嘛!」

    局長65年前極其冷血的一席話,竟和馬總統對美牛「不想吃,可以不吃,不必買,不會有事」的事不關己態度有幾分神似。表面上是人民有選擇購買與否的自由,實質上是政府要人民自行承擔風險,如此一來,國家防檢門戶大開,舊事又將重演。然而,我們的媒體竟然可以容忍「不知道決策過程」,而人民也竟然有很大的「心量」去忍耐,這不叫做「呆」,那叫什麼?!

    當面對公權力獨大的現象時,台灣社會普遍存有一種疑惑:為什麼總統的施政方向總是與民意相距甚遠?為什麼總統民選卻沒有監督管道?為什麼總統可以為所欲為?為什麼人民想要知道真相竟是如此地困難?

    權力的傲慢,就像20年前的一部電影《軍官與魔鬼》(A Few Good Men),兩名海軍陸戰隊士兵奉命虐殺了他們的隊友,是上校指揮官要他們「好好教訓」這位到處告狀的小兵。這道命令在軍中的術語稱為「紅色法規」(Code Red),屬於私底下心照不宣的指令,沒証據將他定罪。

    當年輕的辯護律師要求上校指揮官說出真相時,指揮官反譏說:「孩子,你承擔不起真相的!(You can't handle the truth!)我們活在一個有城牆的世界,而這道城牆必須有人持槍守衛。誰來做這件事?是你嗎?…你要的不是真相,你要的是我站在城牆上,你需要我站在城牆上。you want me on that wall, you need me on that wall.」

    在指揮官的心裡,他覺得這樣嚴厲地訓練部屬是為了他們好,更是為了顧及整個群體的安全,即使鬧出人命也不為過。無獨有偶地,馬總統經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也是「為了使大家過得更好,所以我們必須這麼做。」馬總統覺得自己代表「大我」,「小我」必須成全,所以689萬的群體可以恣意妄為地將懲罰施加在609萬的群體身上,在他們的集體意識中,這才是價值,這才是道德的高度。而這樣的道德命令,帶給社會的卻是恐懼與無止盡的災難,就像當初希特勒對付猶太人的殘暴。上校指揮官說:「你享有的自由是我提供的」,馬總統說:「過去油電太便宜是我提供的,現在漲是因你們不懂市場經濟學!」

    立國的精神是什麼?
    憲法的靈魂是什麼?
    誰才是國家的主人?

    當每一個人都這樣問的時候,我們才有機會喚醒每一個沈睡的靈魂,才有機會找回原本就屬於自己的主體性,也才有可能讓國家真正地長治久安。一直問,一直問,就像蘇格拉底遇人就問:「您認識您自己嗎?」問到每一個人的痛點,問到每一個人不得不去面對為止。

    最後,上校指揮官被收押起訴了,兩名士兵雖在謀殺部分被判無罪,但也因為行為不檢而被撤銷軍職。劇中,資深士兵對另一位士兵有感而發地說:「我們當初應該為那些沒有能力自衛的人們伸張正義的。」的確,他們不需要勳章來擁有榮譽,他們只要能夠活出真正的自己,就已經是無比的榮耀了。


    普世價值 / 信息倫理

       

上一篇:與自然共生共榮   移至文章頂端  下一篇:外遇的生死點